这段时间，随着淄博烧烤的火爆，“淄博清退城管”“淄博取消城管”“淄博城管人员全部退出”等信息，也在网上广泛传播，很多人纷纷点赞，肯定淄博城市管理的这一重大创新，肯定淄博地方领导的胆识与担当。然而，淄博城市管理局4月28日通报称，经该局核实，所谓“淄博取消城管”为虚假信息，并且特别提醒：请大家不要信谣、传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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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淄博取消城管”的谣言，竟然被广泛传播，竟然赢得公众异口同声的点赞，竟然让很多人激动起来，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说明：城管的民意基础，已经基本丧失，公众似乎早就将城管本身当成了一个谣言。

（图片截取自公众号：淄博城市管理）

无独有偶。4月24日，在江苏扬州，一辆在路上正常执法的“城管”汽车突然失控，撞断道路护栏，连人带车直接掉进河里，三名身着制服的城管拼命挣扎、呼救。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按照常理，一旦发生这种紧急情况，看到这一幕的群众，一定不会袖手旁观，而会想方设法施以援手。毕竟，人命关天。

然而，怪异的现象发生了：车子不断下沉，三名城管拼命挣扎，生命危在旦夕，可旁观群众视而不见，不少人只是瞟了一眼便直接离开，还有人仅仅只是拿起手机拍摄而不是拨打报警电话，更多人什么也不做就只是表情冷漠地默默看着这一切。好在，救援队伍还是来了，三名城管得救，车也被打捞上来。

事件被曝光网络后，另一个更加怪异的现象发生了：没有人批评旁观者的冷漠和绝情，反而无数人对城管的遭遇冷嘲热讽。比如，网民问：撞断的护栏怎么赔？弄坏的车怎么办？鱼也会占河道摆摊吗？河里的鱼虾乱摆摊，干扰了城市管理制度，他们要下去收拾它们？羊怎么可能去救狼？下水救人者有没有游泳证？有没有救护证？专业对不对口？有没有报警证？城管怎么会被这点小事给难住，这也让他们太没面子了吧？河里摆摊的鱼虾，啥时候会被报复？

（图片截取自网易号：时报追光者）

这个极端的案例说明，即便在扬州，城管也似乎失去了民意基础，人们对城管的好感丧失殆尽，之所以不愿在危难时刻施以援手，似乎是更希望他们“恶有恶报”。具体到这三位落水的城管，他们个人未必真做过什么恶事，但他们所代表的执法者形象，却很明显已经在公众心里被标签了“恶”。

城管群体为什么会如此遭人恨？恐怕和部分城管的执法之恶有关。比如，曾被广泛传播的如下案例：广西贵港一老人遭城管无情没收生存工具，老人跪地求饶还不被放过；为创建文明城市，海南三亚城管直接收走一名在自家店门口写作业的小学生的书桌；广西柳州的城管跑到工地，驱逐卖盒饭的摊贩，对外宣称，这为了工人们的身体健康安全着想；广东湛江城管在街头踢踹商贩头部，动作凶狠，事后被宣称打人者只是临时工；因为创建文明城市，湖北仙桃的城管掌掴群众；更匪夷所思的，是某地商贩在路边卖家禽，因为鸭子的头伸出了画定的白线，被城管猛踩一脚，商贩虽看得目瞪口呆，却敢怒而不敢言。

当这类恶性事件被广泛传播，城管群体的形象自然就慢慢崩塌了，毕竟这一强势群体所面对的，往往是极其贫弱的弱势群体，而强势群体霸凌弱势群体的画面，往往很容易引发公众的愤怒情绪。毕竟，对弱势者的同情与怜悯，对强势者的监督与警觉，才是现代社会最核心的道德、最底线的法治。公众为什么会对“农管队”的出现充满警惕，包括我在内也充满忧虑？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此。

（图片截取自网易号：时报追光者）

我们知道，民意基础是法治的核心。要想让法治成为所有人的信仰，就必须培育深厚的民意基础。如果失去了民意基础，即便强行出台法律法规，公众也会以各种方式表达不合作与抗争，即所谓“恶法非法”。公众有守法的义务，但此法必须是有民意基础的良法、善法；否则，公众也同样有抗法的权利。而如果公众普遍抗法，无论是执法者还是立法者，都需要重新审视被抗之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了。不然，矛盾将会激化，冲突将会加剧，社会将会付出沉重代价，而法治信仰也将会动摇，这样的后果显然必须要避免。

因此，无论“城管”还是“农管”，当舆论将其一次次置于风暴核心，形成颇为尖锐的社会群体“对立”或“对抗”之势时，就很有必要重新考察它们的民意基础，重新审视其合理性与合法性。既然设立“城管”、“农管”的初衷都是为群众服务，可当它们走样变形，有着背离“初心”和“使命”的危险，从而普遍不被群众待见时，那就必须要时移世易，改弦更张，千万不要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，冲突加剧到难以收拾，再匆忙狼狈退场。真到这个时候，那才真叫难堪。

（本文根据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曹保印【曹说法·重案盘点系列】视频整理）